
2012年冬天,冯小刚在《一九四二》首映礼上被人问:你拍了一辈子喜剧,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“不讨喜”的电影。他沉默了几秒,说了一句话:“我拍《一九四二》,不是为了让人哭,是为了让人记住——三十年来我们始终为1942年的事感到痛苦,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说出来,我们就白经历了。”那一年他55岁,距离第一次读到刘震云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,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。
在这十八年里,剧本三次送审三次被挡,他从没有拍过一部电影的青涩导演变成了中国商业片的票房标杆,然后拿着所有积累的信任和资源,砸进一个所有人都劝他别碰的题材里。他选了最笨的办法——不走捷径,不编造“爽点”,拉着编剧刘震云沿着当年河南灾民的逃荒路,一寸一寸地重走了一遍。然后,他拍出了一部“所有人都是过客、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土里”的电影。那一年,有人看完说“太冷,太硬,太不像冯小刚了”。但更多的人,在片尾字幕亮起时,坐在座位上很久没动。
一、从“吃饭”开始的人间地狱
电影的开场白,是一段操着河南口音的旁白:“1942年,我的故乡河南,发生了一些吃的问题。”冯小刚用一句冷到骨头里的黑色幽默,拉开了这场人类史上最惨烈饥荒的序幕。1942年,抗日战争正打到最艰难的时刻,河南全省大旱,夏秋两季颗粒无收,蝗虫遮天蔽日地扑过来,连剩下的草根都啃没了。据后来统计,那一年河南全省110个县遭灾,超过一千万人外出逃荒,三百万人活活饿死,还有三百万人死在家门口的路上。
冯小刚没有用宏大的空镜头去铺垫“灾难来了”。他让镜头跟着一条狗钻进一个灶房,狗在灶房里的脚边嗅来嗅去,然后叼走了一块沾着泥土的红薯。灶房外,村里的男人围在一起讨价还价:两升小米,换你闺女,干不干?一个女人扒在门框上往外看,她丈夫瞎鹿正把女儿往外推。
女人叫花枝,徐帆演的。她那张脸几乎没有化妆,嘴唇裂了口子,眼窝深深地陷进去,往门框上一靠就像一片枯叶。她没有拦。因为她知道,不卖女儿,全家都得饿死。这就是《一九四二》的开场方式——它不跟你解释背景、交代人物、铺垫矛盾,而是直接把两升小米摆在你面前,让你面对一个问题:在你饿到连哭都没有眼泪的时候,你还有资格谈亲情吗?
二、三个老戏骨撑起了一部没有主角的电影
《一九四二》没有主角。这是冯小刚自己说的——“这部电影没有一号角色,所有人物都是从逃荒路上捡来的。”原著小说是刘震云的调查体纪实文学《温故一九四二》,严格来说根本没有故事框架,全是采访记录、档案摘抄和历史数据的拼贴。冯小刚和刘震云采取了一个近乎原始的创作方式,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重走了一遍,在废墟上一点点拼凑出人物的血肉。
但这部电影有三根“立柱”——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范殿元,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,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。冯小刚给这三根柱子的定位极其精准:“他们撑住了整个戏的骨架。”张国立饰演的范殿元,是延津县的一个地主。
电影刚开始时,他家还有存粮,有马,有车,有长工,有体面。但旱灾一来,乱兵冲进院子抢粮食,一把火烧了他的家。一夜之间,他从地主变成了灾民,赶着马车拉着粮食,车上坐着老婆、女儿、儿媳、孙子、长工,加入了往陕西逃荒的人流。张国立为这个角色瘦了24斤,每天在片场饿到头昏眼花,后来他在采访里说:“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。”这不是演技,是真实体验到了饥饿的边缘感。
三个月后,老东家到了潼关。车没了,马没了,车上的人也没了——儿子被乱兵砍死,儿媳在夜里断了气,老婆也死了。最让人心碎的是孙子死的那场戏。老东家怕孩子受凉,把他裹在怀里睡着了,第二天醒来发现孩子已经没了呼吸——是他自己把孩子活活闷死的。张国立演这场戏时,没有嚎啕大哭,只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瘫在地上,嘴巴张着,发不出一点声音,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。
然后他把孩子交给了栓柱——张默饰演的年轻长工,哑着嗓子说了句:“弄远点,别让我看见。”冯小刚用了固定机位,镜头停在张国立的背影上,不推上去,不切特写,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跪在冻土上,像一个被拔掉了所有根须的树桩。
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,是全片最有争议的角色。他不在灾区的泥地里滚,他坐在重庆的办公室里,每天处理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宋美龄访美、甘地绝食——在他案头每天堆起的军情急报面前,几百万饥民的生死根本排不上号。
陈道明用极其内收的方式演出了这个角色。他几乎没有过多的台词,也没有愤怒和激动,只是通过一些细小的表情和动作,就让观众感受到,在这个高居权力之巅的人眼里,一切都可以被“大局”牺牲。
而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,是国民政府在河南最高级别的官员。他知道灾情严重,但他没有能力救灾。他最震撼的一场戏是去见蒋介石。他大老远从河南赶到重庆,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早上能跟老蒋同桌吃顿饭。整顿饭的时间里,他身边的秘书、随从轮番汇报各种“国家大事”,他的嘴巴张了又合,合了又张,最后硬是没把“河南百姓正在被饿死”这句话说出口。
后来他对着陈布雷说了一句:“他们向委员长报告的每一件事,都比我的要大。一下把我给吓住了。”李雪健的这场戏,没有一滴眼泪、一声咆哮,却把一个有良心却无力回天的官员的屈辱和无力演到了骨头里。
三、逃荒路上没有英雄,只有烂在泥里的芸芸众生
除了这三根“立柱”,逃荒路上的群像,才是这部电影最沉甸甸的部分。冯远征饰演的佃户瞎鹿,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最真实的缩影。他木讷、迟钝、对东家点头哈腰,为了一顿饱饭精于算计,却终究算不过自己的命运。逃荒路上,他为了一点粮食去偷一匹散兵的马,结果被发现,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,再也没醒过来。
他老婆花枝为了让孩子活命,把自己卖了——用身体换了几升小米。张涵予饰演的小安神父是个执着于传教的基督徒,在逃荒路上给灾民做祷告,后来被乱兵打成重伤,死在泥地里。他最后一句话是: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
范伟演的厨子老马,是逃荒路上一个很特殊的角色。这个人机灵、狡黠、会看人下菜碟,从厨子混成了官,在乱世里左右逢源,可最后还是在灾难中沦落,什么都没剩下。长工栓柱,一开始是个吃不饱饭的穷小子,跟着东家逃荒,被托付了全家人的性命,然后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捅穿。
冯小刚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物安排“高光时刻”,没有让他们在临死前说出荡气回肠的遗言,也没有用慢镜头和配乐去渲染悲壮。他只是在极度克制乃至冷峻的基调下,用冷静的固定机位和灰黄的影像风格,把每个人的命运一一摆在观众面前。
这种冷峻的影像质感,源于冯小刚对纪实美学的追求。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土色的沉重感,灾民们衣衫褴褛,粗粝的皮肤纹理在银幕上清晰可见。有人形容这部电影的影像质地“像一块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带着土腥味的老砖”——不光滑,不漂亮,但每一粒砂土都带着真实的体温。
四、一场历史与遗忘的对抗
电影后半段,两个角色从国际视角闯入了这场灾难。阿德里安·布洛迪饰演的《时代周刊》记者白修德,蒂姆·罗宾斯饰演的传教士梅甘。白修德在灾区拍下了大量照片,那些画面有皮包骨头的老人、有趴在路边奄奄一息的孩子、有在夜幕掩护下偷偷吃逝去同伴的灾民。他把这些照片摆在蒋介石面前,蒋介石沉默了很久,起身摔了手里的茶杯。不是因为心疼,而是因为“家丑被外国人看到了”。
梅甘这个角色更讽刺。他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传教,面对灾民用英文念圣经里的面包和鱼,没有人听得懂。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:“我以为我来中国是拯救他们的,结果他们却死在我怀里。”白修德的照片最后传到了美国,在《时代周刊》上刊登,迫使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调拨了八千万斤救济粮。但等粮食发到河南的时候,灾民已经饿死了大半。
电影结尾,老东家没有死在陕西。他翻过山坡,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。他的家人全死了,他不想活了,但他想死得离家近一些。他在一片荒坡上,捡到了一个同样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。老东家牵着她的手,往村里走。一路上,满目都是枯黄的野草,风一吹,沙土灌满衣领。他忽然蹲下来,对小女孩说:“你喊我一声爷,咱俩就算认识了。”小女孩叫了他一声“爷”。老东家牵着她的手,继续走。
这是《一九四二》里唯一一个没有“死”的结尾,却让很多人哭了出来。因为他们都清楚——活下去,才是最难的。
刘震云在电影上映前说过一句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话:“无论多么苦难,中国人都能用幽默的态度来面对,这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,也是我们经过太多灾难后的历练。”而冯小刚用了十八年,用一部没有主角、没有爽点、没有大团圆结局的电影,替那三百万被遗忘的人刻了一块碑。
那块碑不华丽,不煽情,就像老东家蹲在荒坡上对小女孩伸出的那只手——很糙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,很脏,但攥住了不肯松。这就是电影留给所有人的问题:你可以选择不看这部电影,但它拍的那些人,曾经真的在地里等过一场不会来的雨。你,愿意替他们记住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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