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冬天，冯小刚在《一九四二》首映礼上被人问：你拍了一辈子喜剧，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“不讨喜”的电影。他沉默了几秒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拍《一九四二》，不是为了让人哭，是为了让人记住——三十年来我们始终为1942年的事感到痛苦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说出来，我们就白经历了。”那一年他55岁，距离第一次读到刘震云的《温故一九四二》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。
在这十八年里，剧本三次送审三次被挡，他从没有拍过一部电影的青涩导演变成了中国商业片的票房标杆，然后拿着所有积累的信任和资源，砸进一个所有人都劝他别碰的题材里。他选了最笨的办法——不走捷径，不编造“爽点”，拉着编剧刘震云沿着当年河南灾民的逃荒路，一寸一寸地重走了一遍。然后，他拍出了一部“所有人都是过客、所有人的命运都在土里”的电影。那一年，有人看完说“太冷，太硬，太不像冯小刚了”。但更多的人，在片尾字幕亮起时，坐在座位上很久没动。
一、从“吃饭”开始的人间地狱
电影的开场白，是一段操着河南口音的旁白：“1942年，我的故乡河南，发生了一些吃的问题。”冯小刚用一句冷到骨头里的黑色幽默，拉开了这场人类史上最惨烈饥荒的序幕。1942年，抗日战争正打到最艰难的时刻，河南全省大旱，夏秋两季颗粒无收，蝗虫遮天蔽日地扑过来，连剩下的草根都啃没了。据后来统计，那一年河南全省110个县遭灾，超过一千万人外出逃荒，三百万人活活饿死，还有三百万人死在家门口的路上。
冯小刚没有用宏大的空镜头去铺垫“灾难来了”。他让镜头跟着一条狗钻进一个灶房，狗在灶房里的脚边嗅来嗅去，然后叼走了一块沾着泥土的红薯。灶房外，村里的男人围在一起讨价还价：两升小米，换你闺女，干不干？一个女人扒在门框上往外看，她丈夫瞎鹿正把女儿往外推。
女人叫花枝，徐帆演的。她那张脸几乎没有化妆，嘴唇裂了口子，眼窝深深地陷进去，往门框上一靠就像一片枯叶。她没有拦。因为她知道，不卖女儿，全家都得饿死。这就是《一九四二》的开场方式——它不跟你解释背景、交代人物、铺垫矛盾，而是直接把两升小米摆在你面前，让你面对一个问题：在你饿到连哭都没有眼泪的时候，你还有资格谈亲情吗？
二、三个老戏骨撑起了一部没有主角的电影
《一九四二》没有主角。这是冯小刚自己说的——“这部电影没有一号角色，所有人物都是从逃荒路上捡来的。”原著小说是刘震云的调查体纪实文学《温故一九四二》，严格来说根本没有故事框架，全是采访记录、档案摘抄和历史数据的拼贴。冯小刚和刘震云采取了一个近乎原始的创作方式，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重走了一遍，在废墟上一点点拼凑出人物的血肉。
但这部电影有三根“立柱”——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范殿元，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，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。冯小刚给这三根柱子的定位极其精准：“他们撑住了整个戏的骨架。”张国立饰演的范殿元，是延津县的一个地主。
电影刚开始时，他家还有存粮，有马，有车，有长工，有体面。但旱灾一来，乱兵冲进院子抢粮食，一把火烧了他的家。一夜之间，他从地主变成了灾民，赶着马车拉着粮食，车上坐着老婆、女儿、儿媳、孙子、长工，加入了往陕西逃荒的人流。张国立为这个角色瘦了24斤，每天在片场饿到头昏眼花，后来他在采访里说：“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。”这不是演技，是真实体验到了饥饿的边缘感。
三个月后，老东家到了潼关。车没了，马没了，车上的人也没了——儿子被乱兵砍死，儿媳在夜里断了气，老婆也死了。最让人心碎的是孙子死的那场戏。老东家怕孩子受凉，把他裹在怀里睡着了，第二天醒来发现孩子已经没了呼吸——是他自己把孩子活活闷死的。张国立演这场戏时，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瘫在地上，嘴巴张着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。
然后他把孩子交给了栓柱——张默饰演的年轻长工，哑着嗓子说了句：“弄远点，别让我看见。”冯小刚用了固定机位，镜头停在张国立的背影上，不推上去，不切特写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跪在冻土上，像一个被拔掉了所有根须的树桩。
陈道明饰演的蒋介石，是全片最有争议的角色。他不在灾区的泥地里滚，他坐在重庆的办公室里，每天处理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、宋美龄访美、甘地绝食——在他案头每天堆起的军情急报面前，几百万饥民的生死根本排不上号。
陈道明用极其内收的方式演出了这个角色。他几乎没有过多的台词，也没有愤怒和激动，只是通过一些细小的表情和动作，就让观众感受到，在这个高居权力之巅的人眼里，一切都可以被“大局”牺牲。
而李雪健饰演的李培基，是国民政府在河南最高级别的官员。他知道灾情严重，但他没有能力救灾。他最震撼的一场戏是去见蒋介石。他大老远从河南赶到重庆，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早上能跟老蒋同桌吃顿饭。整顿饭的时间里，他身边的秘书、随从轮番汇报各种“国家大事”，他的嘴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最后硬是没把“河南百姓正在被饿死”这句话说出口。
后来他对着陈布雷说了一句：“他们向委员长报告的每一件事，都比我的要大。一下把我给吓住了。”李雪健的这场戏，没有一滴眼泪、一声咆哮，却把一个有良心却无力回天的官员的屈辱和无力演到了骨头里。
三、逃荒路上没有英雄，只有烂在泥里的芸芸众生
除了这三根“立柱”，逃荒路上的群像，才是这部电影最沉甸甸的部分。冯远征饰演的佃户瞎鹿，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民最真实的缩影。他木讷、迟钝、对东家点头哈腰，为了一顿饱饭精于算计，却终究算不过自己的命运。逃荒路上，他为了一点粮食去偷一匹散兵的马，结果被发现，一棍子打在后脑勺上，再也没醒过来。
他老婆花枝为了让孩子活命，把自己卖了——用身体换了几升小米。张涵予饰演的小安神父是个执着于传教的基督徒，在逃荒路上给灾民做祷告，后来被乱兵打成重伤，死在泥地里。他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”
范伟演的厨子老马，是逃荒路上一个很特殊的角色。这个人机灵、狡黠、会看人下菜碟，从厨子混成了官，在乱世里左右逢源，可最后还是在灾难中沦落，什么都没剩下。长工栓柱，一开始是个吃不饱饭的穷小子，跟着东家逃荒，被托付了全家人的性命，然后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捅穿。
冯小刚没有给任何一个人物安排“高光时刻”，没有让他们在临死前说出荡气回肠的遗言，也没有用慢镜头和配乐去渲染悲壮。他只是在极度克制乃至冷峻的基调下，用冷静的固定机位和灰黄的影像风格，把每个人的命运一一摆在观众面前。
这种冷峻的影像质感，源于冯小刚对纪实美学的追求。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土色的沉重感，灾民们衣衫褴褛，粗粝的皮肤纹理在银幕上清晰可见。有人形容这部电影的影像质地“像一块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带着土腥味的老砖”——不光滑，不漂亮，但每一粒砂土都带着真实的体温。
四、一场历史与遗忘的对抗
电影后半段，两个角色从国际视角闯入了这场灾难。阿德里安·布洛迪饰演的《时代周刊》记者白修德，蒂姆·罗宾斯饰演的传教士梅甘。白修德在灾区拍下了大量照片，那些画面有皮包骨头的老人、有趴在路边奄奄一息的孩子、有在夜幕掩护下偷偷吃逝去同伴的灾民。他把这些照片摆在蒋介石面前，蒋介石沉默了很久，起身摔了手里的茶杯。不是因为心疼，而是因为“家丑被外国人看到了”。
梅甘这个角色更讽刺。他从万里之外来到中国传教，面对灾民用英文念圣经里的面包和鱼，没有人听得懂。他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：“我以为我来中国是拯救他们的，结果他们却死在我怀里。”白修德的照片最后传到了美国，在《时代周刊》上刊登，迫使国民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调拨了八千万斤救济粮。但等粮食发到河南的时候，灾民已经饿死了大半。
电影结尾，老东家没有死在陕西。他翻过山坡，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。他的家人全死了，他不想活了，但他想死得离家近一些。他在一片荒坡上，捡到了一个同样失去所有亲人的小女孩。老东家牵着她的手，往村里走。一路上，满目都是枯黄的野草，风一吹，沙土灌满衣领。他忽然蹲下来，对小女孩说：“你喊我一声爷，咱俩就算认识了。”小女孩叫了他一声“爷”。老东家牵着她的手，继续走。
这是《一九四二》里唯一一个没有“死”的结尾，却让很多人哭了出来。因为他们都清楚——活下去，才是最难的。
刘震云在电影上映前说过一句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话：“无论多么苦难，中国人都能用幽默的态度来面对，这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，也是我们经过太多灾难后的历练。”而冯小刚用了十八年，用一部没有主角、没有爽点、没有大团圆结局的电影，替那三百万被遗忘的人刻了一块碑。
那块碑不华丽，不煽情，就像老东家蹲在荒坡上对小女孩伸出的那只手——很糙股票配资在线查询网站，很脏，但攥住了不肯松。这就是电影留给所有人的问题：你可以选择不看这部电影，但它拍的那些人，曾经真的在地里等过一场不会来的雨。你，愿意替他们记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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